“应对气候变化从根本上说是通过创新打破碳排放空间有限对发展的约束。尽管初期会面临许多压力，创新能力一旦形成，将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超过预期的增长动能，使增长与减排相互冲突关系转化为相关协同且共赢的关系。”日前，在2023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提出一个重要概念，即创新型“碳替减”，通过低碳、零碳技术替代传统高碳技术以达到减碳的目的。刘世锦表示，创新型“碳替减”不仅减少了碳排放，同时也大幅降低了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强度，降低了减碳成本，提议将创新型“碳替减”纳入全口径碳核算体系，形成包括产出增量与存量、碳替减与传统碳减排在内的全口径碳减排核算体系，客观评估创新带动的“碳替减”在绿色转型中的意义和价值，并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能源发展正在从资源依赖转向技术依赖
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要从由可再生能源直接替代煤炭的路径，而不是由油气替代煤炭，再由可再生能源来替代油气。
中电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志轩认为，在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的过程中，要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传统能源的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基础上，这也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要点。同时，新型能源体系的相关要素较过去也发生演变。
首先是经济、能源、环境三者的平衡点关系发生变化：从资源价值向生态价值、技术价值导向演变。
其次是转型动力也有所演变，包括技术进步、融合发展、市场与政府等。
最后是转型约束由资源禀赋约束逐步向气象要素、能源安全要素约束演变。
能源发展正在从资源依赖转向技术依赖，带来深刻变革，新能源技术的经济性提高驱动新能源快速增长。过去10年，我国风电发电量占比从2012年的2.0%增长到8.8%，太阳能发电量占比从0.08%增长到4.9%，2023年更是得到爆发式增长，预计风光装机将超过2亿千瓦。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分析，“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将在能源领域生动展现，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占比的提高，会深刻改变能源的结构和运行方式，也带来诸多新挑战，比如新能源跨季节的波动性、电动汽车充放电的负荷变化等。我国不能再继续按照传统能源的方式来规范和扩大新能源，应该从系统角度优化和提高能源系统的灵活性和韧性，深化能源革命，驱动新的商业模式，推动能源体系建设从传统的能源供应向能源供应与需求融合发展转变，这样才能真正构建起新型能源体系。
实际上，新型电力系统是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十四五”电力行业已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关键时期。特别是，煤电功能发生重大变化，已经由过去电量电力支撑逐步变成主要是电力的支撑，灵活性调节和兜底保供，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清华大学教授夏清表示，目前，社会上担心新能源增长太快，以致于电网难以消纳。其实只要现货市场机制到位，新能源全部进入市场，有显著差异、反映新能源波动性的分时节点电价，必然激活分布式储能遍地开花，促进就地就近消纳新能源，极大减轻大电网消纳新能源的压力，以新能源加储能的方式逐渐替代火电，在平衡机制上应该有相应的改革来适应新能源的发展。新能源是分散的，同时负荷也是分散的，因此可以尽可能采用就地平衡的方式来消纳新能源，像德国采用的就是“平衡单元”的模式。如果所有的供需不平衡的波动都让大电网承担，必然增加大电网提供灵活性资源的成本。新能源比例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机制改革适应其发展，下一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用价格机制让这些资源有效协同起来，从供给侧改革走向需求侧改革，从需求驱动新能源与新型储能的发展，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是结果，唯有机制是创新源泉和动力。
我国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
我国新能源已经实现产业自信，需要加快市场机制创新。然而到现在为止，90%的电量是在中长期交易完成，只留了10%给现货市场。同时，市场竞争还是以发电侧为主，大部分新能源、需求侧资源都还没有进入市场。在这样的机制下，新能源的全部波动性没有通过现货市场的价格传导到用户，以体现不同时段用电价值，像储能等灵活性资源就缺乏真实的价格予以价值度量，必然弱化了这些资源的价值。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和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有力的“双碳”目标引领与倒逼，以及有效的碳排放“双控”制度供给与创新是其中核心要义。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表示，在碳排放强度控制的基础上，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
要结合国家碳达峰实施方案及“十四五”中期评估，科学设定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水平，科学制定“十四五”后三年碳排放增量目标及分解落实机制。
要研究设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总量控制目标及配额分配方案，做好碳排放 “双控”与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衔接。要研究制定差异化的地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与管理模式，逐步确立“自上而下”的总量控制目标及地区责任分担模式。要加快完善省市两级行政区域碳排放年度核算方法和报告制度，实行重点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制度。要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进程，建立以碳排放“双控”为核心的制度与政策体系，确保有力有序有效做好碳达峰工作。夏清认为，我国“双碳”的步伐正在加快，特别是，新能源赛道走在世界前列，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出现产能过剩现象。分布式光伏发展非常快，电网由于没有足量的调节资源难以消纳；另一方面，我国新能源配比诸多储能未能得以利用，因此“过剩”是一种表象，其本质是机制没有到位，生产关系需要适应生产力。技术、机制、商业模式等三大创新的核心是机制创新，因为只有合理的机制才能使得技术创造的价值得到认可与补偿，也只有机制创新才能孕育新的商业模式。
众所周知，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一级巡视员蒋兆理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部贯彻新发展理念，将应对气候变化摆在国家治理更加突出的位置，构建完成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以最大努力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2022 年，我国碳排放强度较 2005年下降超过51%，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和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我国坚持减缓和适应并重，推动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全面提升适应能力。
不断培育锻造新的绿色动能和竞争优势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要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创新实践，推动绿色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刘世锦分析，我国在创新型低碳绿色技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包括完善的产业链、强大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以及民营企业在创新中的活力和快速反应能力，这些优势将有助于中国在全球绿色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共赢。
工业高质量碳达峰是建设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要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智宇表示，工业既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也是低碳零碳技术、材料创新的重要载体和主要动力。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具备高速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型的基础条件。但是，新建工业项目投资大、寿命长，既面临当前碳边境调节机制等短期挑战，也面临碳中和的长期挑战。因此，先进企业、领先行业、发达地区有必要、有条件率先加快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大节能提效、电气化和数字化转型力度，在开发环境和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培育锻造新的绿色动能和竞争优势。
新型工业化不仅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体现，而且是对绿色低碳转型的探索，实现这一转型需要围绕“三化”目标：产品和生产过程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这一转型不仅能够加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位置，而且对满足国家节能减排的要求也至关重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王昊认为，面对人口结构变化和国际绿色低碳要求，我国制造业遇到了挑战，但也迎来了转型机遇。因为，新型工业化需要新技术和模式，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将推动产业模式创新，并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我国必须通过产业创新来推动绿色发展，这是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动力。“通过技术和创新的引领，我国将实现更加绿色的发展。”王昊强调。
